赵华胜：比冷战更危险的时代？后和平时代的安全困局和出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华胜近日撰文指出，后冷战时代的和平幻想已经终结，世界正进入一个比冷战时期更动荡、更危险且更不可预测的新阶段。其根源在于，以联合国和两极格局为支柱的已功能性瓦解，而排他性军事集团的扩张与大国地理政治学竞争的回归，正将世界推入新的全球性军备竞赛，并伴随着急剧上升的核风险。

　　赵华胜认为，构建全覆盖的“永久和平”体系已不现实。通向安全的现实路径必须放弃宏大叙事，从具体问题入手：首先是熄灭当前仍在燃烧的战火；其次是通过大国协调管控核问题；最后是推动建立相对独立的区域性安全机制，以此作为未来更稳定秩序的基础。赵华胜最后强调，所有安全机制中最可靠的，是构建良好的国家关系，但这最简单的智慧却常被忽视。

　　（本文为删节精编版，原文刊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5年第5期，题为《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和出路》，原文链接：）

　　一个半世纪前，俄罗斯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将他以反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传世之作取名为《战争与和平》，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当形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时，战争与和平又自然地浮现出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并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定性发起挑战。当今世界正在经受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范围和规模的战争，战火同时在欧洲、亚洲、非洲燃烧，而且全世界都站在有几率发生的大战边缘，谁也不能够确保不会发生更坏的情况，这是在几年前还很难来想象的情景。

　　寻找通向和平之路是当前最严峻的挑战。熄灭已燃起的战火，防止发生新的和更大的战争，这不管对世界和平来说，还是对处于战火中的国家来说，都是当务之急。而从更长远的角度，国际社会还面临着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能否在战后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国际安全体系，以求最大限度地使战争减少甚至不再发生，最大限度地使世界和平得到长久保持。

　　1795年，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发表了《永久和平论》，提出了著名的“永久和平”的命题。在此后至今的两个多世纪里，国际社会进行了多次尝试，特别是在每次大战之后，都试图找到一种整体性的机制，或说建立一种全覆盖的安全秩序，预防战争再次发生，实现持久的和平。

　　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形成了维也纳体系。它以均势为核心，欧洲大国间保持力量平衡，防止出现霸权国。这一安全体系也被称为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它注重以协调作为调解大国矛盾的主要手段。大国协调机制虽没有完全杜绝战争的发生，但仍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总体上说，相较于18世纪，19世纪欧洲重大战争明显减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凡尔赛体系。它以对战败国德国实施极其严厉的军备限制和巨额赔款为特点，以此防止德国东山再起。最终，凡尔赛体系不仅未能阻止德国重新武装，反而刺激了德国强烈的复仇心理，为下一次战争埋下了伏笔。凡尔赛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是缺乏有效的执行保证，鉴于一战的惨痛经历，战后欧洲和平主义盛行，英法实行绥靖政策，心怀侥幸心理。

　　凡尔赛体系也包括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它是在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和坚持下成立的。但它的创始国美国却因国内反对而未能加入。国联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方式，但它既缺乏意志，也没有能力，面对德意日的侵略行为无能为力，未起到解决地区冲突和防止战争的作用。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凡尔赛体系已经名存实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接踵而来的是雅尔塔体系，它主导了战后的国际秩序。它的一个核心支柱是联合国和它所代表的国际法原则。联合国是国联的升级版，但比国联有了质的提高。它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所有国家，有自己的宪法—联合国；有可采取具有法律约束力决议的决策机构——安理会。尽管联合国有种种不足，但它对维护世界和平和解决地区冲突的重大作用无可代替。

　　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美苏两极格局，这是雅尔塔体系的又一个核心支柱。以苏美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军事组织、经济市场、意识形态体系构成了一个宏观的地理政治学框架。两大集团相互对立，但力量大致平衡，相互都有强有力的制约手段，这使双方都不敢铤而走险。

　　核武器的出现是二战后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人们对战争的观念。核武器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危险，但也因其造成的后果难以承受，也产生了抑制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功能。冷战期间，“核战争打不赢，不能打”的戈尔巴乔夫-里根模式成为默认的规则。核战争是从常规战争开始，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核战争，核大国之间首先不能发生战争。

　　美国第一枚试爆28小时后拍摄的照片，红圈内是常规炸弹爆炸留下的弹坑。（图源：新浪网）

　　二战之后，还出现了一个对欧洲安全影响深远的主要的因素，即欧洲政治、经济、安全的一体化。它是由多国和平结合达成的共同体，而不是强国对他国的武力征服，它的目标是建立集体安全。统一欧洲的形成对于欧洲安全的意义在于：它消除了欧洲内部的战争根源，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在冷战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欧洲内部没发生战争和军事冲突，这在欧洲的全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欧洲内部战争外溢而成，因此，欧洲内部战争根源的消失，也代表着世界大战主要根源的减少。

　　冷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集团对抗结束，两极结构崩塌。这导致国际力量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帝国思维迅速发酵，试图重新安排世界，建立起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统天下。在这个背景下，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应运而生。在某些方面，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使美国感到了不方便。美国对联合国的藐视越来越明显和公开，联合国的权威性受到严重挑战，作用大大降低。

　　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和雅尔塔体系的瘫痪，使得后冷战时期最初的玫瑰色理想迅速失色，进入了“冷和平”。原有的安全机制被破坏，新的机制没有建立，国际政治不可抑制地滑向无规则、无权威的状态。战火在欧亚大陆不断重新燃起，先后发生了南斯拉夫内战、科索沃战争、俄格战争、俄乌冲突等。

　　在所有这些战争中，俄乌冲突对国际安全最具破坏性。这场战争的特别危险之处在于，它虽然被称为俄乌冲突，但它实际上不仅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也已经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尽管它还以“代理人战争”做掩饰。北约军队没有直接参战，但它已深度军事介入。由于俄乌冲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因此它也是核大国之间的战争，这又带来了发生核冲突的风险。在自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之后的60多年里，世界从未如此真实地感受到核战争的危险。

　　2022年3月7日，一群难民在波兰梅迪卡边境口岸等待运输，逃离乌克兰。（图源：澎湃新闻）

　　回顾历史，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曾经出现过乐观主义的期望，认为战争将不会再发生。其来源不完全一样，论证方式也有所差别。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论据之一，认为战争的获益将不再能弥补其成本，因此战争已无利可图。武器技术的发展是又一解释，认为现代战争空前残酷，甚至有可能导致彻底毁灭，国家将不会再选择战争。还有一种解释是基于社会进化论，相信随文明的进步，战争将注定消失。

　　这一波乐观主义思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高潮，但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理想主义遭受沉重打击。不过，经过此后长时期的和平岁月，终极和平的思想又悄然萌生。著名作家尤瓦尔·赫拉利总结到，当今时代史无前例地打破了两个规则，一个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另一个是被打破的“契科夫法则”，即存在着武器不意味着它们会被使用。

　　遗憾的是，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乐观主义的预言再次落空。这并不表明它的思想不正确，也不是说它的论据是错误的，但是，看起来合乎情理的预测结果始终不能够实现，那一定是存在着超越了其论证和逻辑的更强大的因素。

　　成本-收益是战争消失论最常用的论证途径，问题就在于，对成本和收益的理解会不一样。在成本-收益的模式中，经济利益通常被作为最重要的参数，但对于战争来说，它远不是唯一的因素，安全、国际权力、荣誉、宗教、政权安全等都在其中。虽然科技和知识已经是国家发展的主要象征，但它们未能消除传统的导致战争的根源，安全问题、民族矛盾、对土地和资源的争夺等等仍然在把国家推向战争。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乐观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它寄希望于人类的理性和文明的进步，但两者都是极其复杂的现象。人并不总是理性的，情绪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事实上，有些战争受到了情绪的极大影响。历史进步论也是战争消失的重要的论据，但历史进步不是一直线性向前的，它也会发生逆转。

　　在所有关于战争消失的论证中，核威慑和核毁灭是唯一仍被证明有效的论据，不过，这一公式也已开始受到挑战。因核威慑而被防止的主要是核大国之间的战争，但并不全是其他的战争。现在，这一结论也不再是定论。俄乌冲突事实上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战争，2025年4-5月，印巴也爆发武装冲突，它们也都是拥核国家。这两个案例打破了核大国不可能会发生战争的定论。

　　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国际社会设立过多种安全机制，尝试过不同的安全模式，但它们都没有使人类彻底摆脱战争。由此，可能不得不同意这样一种古老的观点，即和平不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和平是创造出来的，并且需要精心的维护。与冷战时期相比，现今的世界变得更动荡、更危险、更难以预知了。

　　世界正处于破坏而非建设的时期，原有的国际机制瘫痪、失效，原有的规则被藐视和打破，世界在向着分裂和碎片化的方向滑行。国家关系被“武器化”，意识形态化加深。大国关系进入了更不稳定的时期，能够说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差的。

　　俄乌冲突将对国际安全产生持久和深刻的负面影响，它极大加深了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对立。这场冲突打破了人们已习以为常的一些意识、概念和规则，战争越来越经常地被用于国际政治中。可以认为，俄乌冲突是国际政治的一个历史阶段性转折点，它的发生本身即打开了通向一个更不安全世界的大门，象征着曾激起希望的后冷战时期最终以悲剧结束。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11日，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的查西夫亚尔，经过俄乌激烈交战，这座前线城市已化为废墟。（图源：澎湃新闻）

　　世界正在从军备控制的进程转向军备竞赛的进程。军备竞赛重启的基本背景是大国在地理政治学上走向对立，信任全无。军备竞赛首先反映在军费的非常规增长上，世界军费开支已经连续九年增长，2023年达到24430亿美元的历史上最新的记录。核风险也明显上升，世界又悄然进入了一个新的核竞争时期。

　　冷战时期建立的一系列战略武器控制机制几乎已被废除殆尽。START-3是目前硕果仅存的最重要的核军控条约，也已经名存实亡，将于2026年2月到期。如果在条约期满之前不能达成新的协议，那将为无限制的核竞争敞开大门。与此同时，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认识和概念也在向着危险的方向变化，对使用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变得轻率，“核战争打不赢，不能打”的公式受到严重挑战。

　　俄乌冲突还会产生一些负面启示：它会使准核国家更不会放弃核武器，并刺激另一些国家希望拥有核武器，从而增加核扩散的风险。排他性军事集团的存在和扩张是大战发生的主要的因素，现在这一因素不仅未减少，而且还在发展。北约把继续扩大作为既定方针，并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展，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

　　地区冲突是影响国际和地区安全的重大因素，未来一段时间仍是地区武装冲突频发的时期。传统的影响国际安全和刺激战争发生的因素依然存在，同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又增加了新的诱发战争发生的风险，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给未来的国际安全增加了一个新的重大因素。

　　那么，该怎么样使世界从这种危险状态走出来、使世界更安全呢？这只会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

　　形成全覆盖的共同安全体系是最理想的，但也是最困难的。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国际安全体系在可见的将来仍是可望不可及。尽管如此，这仍应是长期的目标。不能期望建立永久和平的机制，也不应幻想建立万能的安全机制，安全机制要一直根据形势的变化发展和调整。

　　国际安全体系建设既需要创新，也需要从历史中学习。在已有的历史经验中，最有教益的启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定的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还有维也纳体系所创立的大国协调。而在已往的历史教训中，最有现实意义的是封闭性、排他性、针对性的军事联盟所带来的危害。

　　在现今这个武装冲突频仍的特定时期，构建国际安全体系的现实路径是从具体问题入手。毫无疑问，首先是要熄灭正在燃烧的战火。大国在国际安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关系的走向决定着未来国际安全体系的前景。虽然现在建立国际安全体系的条件还不具备，但大国可在对国际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的具体领域寻求合作的可能。在解决地区冲突和维护地区安全中，地区大国和地区组织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2023年5月，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访问莫斯科并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会谈，就中俄关系和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等交换意见（图源：外交部）

　　不论对未来国际安全建设的设想是什么，它们的起点都应是首先结束正在进行的战争。就对整体性国际安全的现实危险性来说，最为突出的是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而就其潜在的危险性来说，亚太地区的风险最大。如何结束俄乌冲突，如何防止亚太地区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是需要用最大努力解决的问题。

　　和平与安全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主题，但“永久和平”仍然只是一个理想。冷战的结束使人们产生了乐观主义的情绪，但从20世纪末开始，世界进入了一轮新的战争周期。未来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地理政治学竞争在加剧，世界卷入新的军备竞赛，这些都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

　　在可见的将来，形成具有相对整体性的国际安全体系困难重重，但国际社会不能放任自流，退回到“丛林时代”，而应需努力寻找防止战争、实现长期和平的途径。大国关系是形成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的条件。在当前形势下，结束正在进行的战争是通向安全建设的第一步。在所有的安全机制中，最可靠的保障是构建良好的国家关系，但遗憾的是这一最简单但最具智慧的安全路径却经常被遗忘或忽视。